日前，“2011深圳医疗品牌升级行动”论坛释放出“深圳医改带来民营医院发展契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是全球趋势”这一信息（6月29日《南方都市报》）。通读全文，感觉这一信息意在说明2点：其一，民营医院的发展机会来了；其二，民营医院应当有这种发展机会。

    （深圳）民营医院的发展机会来了是真。但如果将这种发展机会的正当性归结为“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是全球趋势”，就值得理论一番。

    对比全球三种医疗卫生模式

    深入研究国际卫生改革的人士都知道，世界上主要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有3条：

    一是德国模式，也称俾斯麦型社会保障模式，即德国首相俾斯麦提出的社会保险型模式。这种模式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社会保障费用由雇员、雇主和国家3方负担，以雇员和雇主承担为主，社会保障的给付与雇员的收入和社会保险缴费相联系。日本、瑞士等国是其继受者。德国模式之下，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发挥着一定而非主导的作用。

    二是美国模式，也称医疗服务市场化模式，即由患者作为消费者“自由”地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由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结算。国家对老年人、儿童等无支付能力的人群承担医疗费用，提供必要资助。美国模式之下，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的重要性，甚于德国模式，但也非主导作用；而且，传统上，社会资本主要被投入到非营利性医院，如教会医院。

    三是英国模式，也称国家卫生服务（NHS）模式，即国家作为唯一的支付主体对NHS实行国有化（single-payerhealthcaresystemsnationalized）。国家卫生服务的理念影响所及，包括意大利、西班牙（1986年后）、瑞典、挪威、丹麦、芬兰、葡萄牙、希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均循英国模式建立国家卫生服务法律制度。英国模式之下，医疗领域对社会资本的依赖性十分有限。

    这3种模式的优劣可由表1直观地说明。

    表1的排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以下3个因素决定的：（1）国民健康状况；（2）国家卫生体系对国民卫生需求的反应能力；（3）卫生负担的公平性。

    表1说明：其一，国家卫生服务是成功的。实行国家卫生服务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其人均卫生费用明显低于另外两种发展模式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不仅人均卫生费用显著地低于另外两种发展模式的国家，而且个人负担比例（全球）最低。其二，医疗服务市场化模式下的美国，人均卫生费用和个人负担比例这两项指标处于最高状态，分别是同期英国的3倍和3.3倍。这说明医疗服务市场化有其固有缺陷。其三，实行社会保障的国家，如德国和瑞士，这两项指标也明显高于实行国家卫生服务的国家。究其原因，社会保险的管理成本显著高于国家卫生服务的经营成本（循社会保障模式的日本，由于善用传统医药作为替代，并且慎用高新技术，有效地控制了人均卫生费用，人均卫生费用为1822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卫生体系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虽然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德国模式，但也汲取了英国模式的某些特点，如强调国家干预。

    法国卫生体系对国民卫生需求的反应能力很好，国民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领先，但人均卫生费用和个人负担比例同样明显高于英国。这意味着，在卫生公平性和资源利用有效性方面，英国优于法国。

    英国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国有化的考虑是：第一，医疗服务的市场机制，即由消费者通过商业保险计划或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购买医疗服务，其本质是以市场的力量配置卫生资源。市场机制尽管有某些优点，例如，可以阻止不适当地使用医疗服务。然而，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并不可取：它不能解决那些无能力负担医疗费或商业健康保险费的人群的生存和病痛问题。第二，医疗服务的市场机制妨碍疾病的早诊早治，延误治疗，增加治疗康复成本。第三，医疗服务并不存在一个自由的市场。有效的市场部分地依赖于知情而有自主能力的消费者。由于医患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患者并不像其他消费品的购买者那样可以自由选购医疗服务。因此，英国等实行国家卫生服务的国家，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持审慎态度，民营医疗的市场份额仅占5％～10%的范围（详见EmilyJackson，MedicalLaw：Text，Cases，andMaterials，Oxford，2006，pp34-4